此时陈馥听闻陈修良有难，也立即从宁波来到上海，为了就是帮助女儿隐藏身份，渡过难关。最危险的是陈修良、沙文汉现在都是被通缉的逃犯，且两个人都没有了组织关系，就仿佛一叶在海上的孤舟，随时有可能被风浪倾覆。

此时陈馥成为了两人的主心骨，她此时已经是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了，却孤身依然在上海租界里找住的地方，最后联系上一个白俄的房子。

“我和我女儿还有女婿来上海寻亲，结果亲戚在战乱中死了，这不就没地方住了，你看能不能让我们在这里借住一段时间。”

“好吧好吧，看您老人家面慈心善，这房子我住楼上，你们一家人就住楼下吧，记得按时交房租。”这个白俄罗斯女人普通话倒是十分流利，她看陈馥一个老人家辛辛苦苦出来找房子，实在不忍拒绝便答应把楼下租给他们住。

有了地方住，两人便开始想尽各种办法与组织联系，那天三个人一同坐在屋子里，沙文汉对陈馥说道：“姆妈，我在上海同文书学院里有个同学叫汪孝达，这个人在东京，也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同他联系一下。”

“好，能联系上就好，至于剩下的问题，你和修良不用担心，我来解决。”陈馥还是一如既往地把重担都主动扛在自己肩上。

于是沙文汉就给汪孝达写了一封信，十分简单，只有八个字：“浮萍游子，无处安身。”

而汪孝达的回信却更简单，只有五个字：“我家里有人。”

“我家里有人”的意思，就是他有组织，你可以过来。这个消息让陈修良和沙文汉开心极了，他们两个一商量就准备打点行李离开，到东京去找组织关系。

“你们两个出国，知道东京怎么去吗？去了那又到哪找组织？就这么莽莽撞撞的？说不准要饿死在路上！”陈馥阻止了两人匆匆忙忙就要走的决定，说道：“出门在外，总要有钱傍身。”

说完她回到房间变戏法似的拿出一沓银票，很厚，多到让陈修良都惊讶。

“姆妈，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不怪她惊讶，实在是虽说陈馥出身富贵，父亲也留下一笔遗产，但多年支持革命早就已经消耗殆尽。

“我把宁波袁府的老宅子卖了。”陈馥解释道：“那宅子很大，卖了一笔巨款，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你们拿着，另一部分先在我这存着，以备将来不时之需。”

陈修良当即就落下眼泪，姆妈这是把自己的家卖了，就为了让她去寻求组织，为了支持她革命。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陈馥说道：“你们此行前去，孤男寡女总归要有个正经身份才好，你们先结婚，然后一起去。反正余飞已经叛变了，彻底断了，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1933年，沙文汉、陈修良这对患难夫妻到达东京。而后，他们参加远东情报局的工作，又在江苏省组织成立后奉命回国。

1937年11月，江苏省组织于上海成立，并重新恢复了上海的组织，他们需要一套合适的房子掩护工作。但是地下党员的生活都十分拮据，没有钱来租房子。

“房子的事情我来想办法，你、修良还有剩下的同志安心革命就好。”此时又是陈馥主动找到沙文汉，让他告诉各位不用为房子的事情担心。

此时的陈馥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身形佝偻的老妇人，她的青光眼也十分严重，几乎快要成为盲人。没有办法自己去找房子，她便安排保姆黄阿翠去找，最后锁定了巨鹿路的景华新村。

景华新村是海大地产商周湘云从巨籁达路的私家花园里划出一半地皮，建成新式里弄，每幢楼房自立门户，住户都是富有人家，又有巡捕管门，十分安全，是建机关的理想场所。

“我已经找好合适的房子了，叫做景华新村，你们两个过去看一下，若是可以，便租下来。”陈馥晚上对陈修良和沙文汉说。

第二日，负责巡房的沙文汉和陈修良二人立刻对景华新村进行了实地勘察，觉得该处交通便利又安全隐蔽，是机关办公的不二之选。

“我们考察过了，此处十分适合组织，但是需要1500银元押金，每月还要另交140法币的租金。”两人对省书记刘晓进行汇报。

省书记刘晓听取汇报后，认为地点选得很好，但经费极为拮据，于是说道：“好虽好，但你们夫妻二人也知道，经费有限，看看能不能另寻他法吧。”

二人回到家，思来想去仍然不愿放弃景华新村，便和陈馥说：“姆妈，组织已经同意将机关设在景华新村，但是费用方面却有些困难。”沙文汉几乎难以启齿，但为了革命还是和陈馥说道：“姆妈，您能先借给我们一部分钱吗？”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从几十年前起，我便一直心甘情愿地支持革命，现在组织遇到困难，我自然要出手帮忙，还说什么借！”

最后陈馥全额出资租下了22号小楼，沙文汉也改名换姓为陈元阳，自称逃难的乡下地主，携家眷到“姑姑”家暂住。

这里是富人区，不容易受到怀疑。22号的三层小楼在里弄最后一排，地下党在朝北的房间开会不容易被人发现。小楼的阳台和隔壁阳台仅一墙之隔，只要跨过去就能再通过其他人家的屋子撤离。

住进景华新村后，经验丰富、警惕性高的老太太又主动承担起安保重任。她因患有严重青光眼行动困难，就叫贴身保姆黄阿翠做耳目，时刻观察四周动静。同志来访都不称真名，而是起个有趣的别名，如刘晓身材较胖，就唤作“大肚子”。从外观来看，这个家庭用着高级的家具，主人衣着光鲜，是户有钱家，可实际上这位“众家姆妈”十分俭省，她和黄阿翠两人常年食素。

到了四十年代，没有收入却一直提供资金援助的陈馥几乎用尽了父亲的所有遗产。为了维持生计，她只好将三楼的房屋转手租出去，上海解放前期，就因为这三楼还差点闹出意外。

沙文汉曾对陈馥说：“姆妈，如有过危险发生，我就叫面店送两碗面到家中。”一日忽然有人在后门口高喊：“哪一家定了两碗面？”

陈馥闻言大惊失色，连忙对保姆黄阿翠说：“阿翠，快收拾重要物件，准备转移！”

结果两人忙东忙西，收拾好还未出门，忽听到三楼邻居推窗高呼：“面是我们要的！”

原来是一场虚惊！

陈馥帮助组织渡过多次劫难，然而她自己有一劫却渡不过去了。1975年，陈馥患了脑中风，身体衰败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时常处于半昏迷的状态。

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一天，天气阴沉，一场暴雨即将来临，陈馥突然就清醒了，她把女儿陈修良和女婿沙文汉叫到身边，浑浊已久的眼里乍现出光彩，她说：“潼潼水势向江东，此地曾闻用火攻。怪道侬来凭吊日，岸花焦灼尚余红。这首诗正是鉴湖女侠秋瑾所作，表达自己心中抵抗强权的英雄气概。

“母亲，我终于可以同你一起共赏木莲花开的美景了。”满头白发的陈馥低声呢喃道，她的目光跳过陈修良与沙文汉，仿佛看到了很多年前的宁波小院中，母亲笑着和她定下约定的场景。虽然迟了许多年，但如今她终于能来赴约了。

说完这句话，这位革命姆妈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与世长辞，享年88岁。当天许多参与革命的老同志闻讯都泪流不已，好多满头白发的老人拄着拐杖赶来，向这位为革命奉献一生的“众家姆妈”沉痛告别。

后来上海市统战小组发出讣告：“1925年，陈馥同志不顾危险，援助我党、创办学校，大革命失败后，为党寻觅秘密机关，掩护照料革命同志。要学习陈馥同志不为名不为利，一贯为人民为国家做好事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