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机场出发大厅，电子屏上滚动着各航班信息。

巴勒斯坦的航班还有两小时起飞，足够我办理完所有手续。

手机已经扔了，但邮箱还在平板上登录着。

厉砚寒的回复不断弹出，从最初的质问到后来的恳求。

我一条都没回，只是反复确认着联合国发来的工作指南。

"楚晴。"

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我转身，看见厉砚寒站在三米外，西装外套搭在手臂上，领带松散地挂在脖子上。

他看起来像是跑过来的，额头上还有细密的汗珠。

"你要去哪？"他问，声音压得很低。

我没有回答，低头继续整理登机牌。

厉砚寒上前一步，抓住我的手腕："我们谈谈。"

"没什么好谈的。"我抽出手，"离婚协议已经发给你了。"

"就因为我选了白萌萌的案子？"他眉头紧锁，"那是商业决策。"

我抬头看他。

"商业决策需要你送她钻戒？需要你陪她去马尔代夫度假？需要你在全公司面前宣布她是你女朋友？"

厉砚寒的表情凝固了。

他张了张嘴，最后只说出一句："那些都是做给外人看的。"

"我也是外人。"我把平板装进包里，"从今天起，我们就是陌生人了。"

他拦住我的去路："至少告诉我你要去哪。"

"巴勒斯坦。"我说，"联合国人权律师。"

厉砚寒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那里在打仗！"

"我知道。"

"你会死的！"

"那也是我的选择。"我绕过他，走向安检口。

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厉砚寒追上来塞给我一部手机："至少带着这个。"

我看了看那部崭新的卫星电话，最终还是收下了。

"谢谢。"我说，"但别指望我会用它联系你。"

通过安检后，我回头看了一眼。

厉砚寒还站在原地，高大的身影在人群中格外醒目。

他看起来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抬手挥了挥。

十二小时后，飞机降落在特拉维夫。

转乘的军用吉普车在颠簸的公路上行驶了六个小时，才到达加沙边境的办事处。

驻地负责人是位五十多岁的法国女性，她带我参观了简陋的办公室和宿舍。

"这里条件有限，"她说，"但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专业律师。"

我放下行李，开始整理带来的资料。

窗外不时传来远处的爆炸声，但办公室里的人似乎都习以为常。

第一周，我主要处理当地居民的财产纠纷。

第二周，开始接手战争罪行的证据收集工作。

那天下午，我正在整理一份证词，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推开。

"楚律师，"当地助手慌张地跑进来，"北区又遭轰炸了，有平民受伤。"

我抓起急救包就往外跑。

吉普车在废墟间穿行，最终停在一栋半坍塌的居民楼前。

硝烟中，我看见一个七八岁的女孩被压在水泥板下。

她的母亲在旁边哭喊，手臂上都是血。

我和医疗队一起搬开碎石，把女孩救了出来。

她右腿血肉模糊，但还有意识。

"坚持住，"我用刚学的阿拉伯语说，"你会没事的。"

女孩被抬上救护车时，她突然抓住我的手指，说了句什么。

助手翻译道："她问你是不是天使。"

我摇摇头，帮她把脸上的灰尘擦掉："我只是个律师。"

回到办公室已是深夜，我疲惫地打开电脑，发现邮箱里有几十封未读邮件。

大部分是工作往来，但最上面那封来自厉砚寒。

主题只有三个字："对不起。"

我盯着那个词看了很久，最终没有点开，而是继续处理明天要提交的报告。

一个月后，我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爆炸声不再让我惊醒，干粮和瓶装水成了日常饮食。

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是常态，但至少能帮到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那天我正在整理案件卷宗，助手突然跑进来："楚律师，有人找你。"

我以为是当地居民，头也没抬："让他稍等。"

"他说是你丈夫。"